《好男儿》于4月20日于上海拉开“海选”大幕，其后收视率便逐渐攀升。在上海地区，《好男儿》与《我型我秀》始终在收视排行榜上较同时段同类节目大幅领先，到8月26日《好男儿》大决战之夜则创下收视纪录：AC尼尔森数据显示《好男儿》上海地区的平均收视率达10.6%，索福瑞数据为12.8%。全国收视方面，索福瑞17个监测城市数据显示《好男儿》平均收视率3.29%，而同时期最强劲的对手《超级女声》则为2.79%。

　　考虑到后者仍在进行尚未进入收视高峰期，刚刚上路的“好男儿”即使不说超越“超女”，综合评定至少也可以说几乎获得了足以与之分庭抗礼的影响。这一点在“超女”如日中天之际，是多数人不曾想到的，更何况节目出自历来强调新闻为本，并不以娱乐为主打的东方卫视之手。《好男儿》的成功似乎偶然，但仔细分析，其实，也包含了诸多因素所构成的必然。

　　这种必然体现为其创意的独特性或者说相对于同类节目所具有的鲜明的差异性。首先，明确的性别定位。此前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是纯女性选秀，《梦想中国》与《我型我秀》都不分性别，纯粹的男性选秀节目则是一个空档。与“超女”相对应的“好男儿”，其纯粹而鲜明的性别归属对于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事实证明，那些“养眼”的“花样美男”足以将她们的目光持续集中在荧屏之上。《好男儿》从本质上是一场性别秀，某种意义上说多少具有男性选美活动的成份，然而节目在定位上回避了男性选美的概念，从而规避了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舆论争议和监管风险。其二，模糊的技能标准。《好男儿》将自己定义为一个边界模糊的“演艺秀”而非某种单项技能秀（比如唱歌），成功地确立了与《梦想中国》、《超级女声》及《我型我秀》等其它选秀节目在选拔标准上最明显的差异性。选拔标准的模糊定位为组织者安排竞赛环节提供了更为自由的操作空间。它并不明确自己是选歌手还是选演员，而是在模糊的定位中自然等待特定选手的出现，为选手量身打造适合其自身特色，突出其竞技强项的环节设置，能歌者歌，能舞者舞，能演者演。

　　相比之下，以歌唱单项标准进行选拔的其它选秀节目则没有这种自由度，由于竞赛本身的专业性要求，歌艺上佳者外形未必英俊或美丽，在一个视觉经济的时代，选手作为流行偶像的人格魅力、明星气质便大打折扣，可以创造的经济价值也大为削弱。以歌唱单项标准观《好男儿》，冠军蒲巴甲、季军吴建飞都歌艺欠佳，亚军宋晓波甚至是一名聋哑选手，若不是这种模糊的定位，前三甲恐怕全都早被淘汰出局。但恰恰是在这种模糊的定位当中，三名外形俊美、人气高涨的选手才能一路杀进总决赛。

　　我们当然不能说模糊标准必然优于单项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标准的改变，功能定位不同，最后结果也必然大相径庭，选拔出来的优胜选手也必然具备其鲜明的差异性，而这正是其独特的魅力之所在。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由于标准设置的差异性，《好男儿》的竞赛环节也明显与其它选秀节目不同。舞台秀是选秀节目的核心。《好男儿》的舞台秀除了常见的歌唱形式，还增加了舞蹈秀、电影演艺秀、情境小品测试、机智问答考验等等。每场比赛都要设计一个固定主题，既有电影化娱乐化的“大逃杀”、“兄弟连”、“武侠梦”，又有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的“决战未来”（航天主题）、“激情燃烧夜”（军旅主题）、“如果爱”（慈善主题）等等。这些主题与或神秘变幻或流光溢彩的舞台设计相配合，让观众如同欣赏舞台剧般心驰神往。多样化的表演秀为选手提供了通过各种途径展示自我魅力，建构与观众的情感联系的多样化手段，与程式化的歌唱秀相比，显然给观众提供了更多的新鲜感。

　　值得一提还有节目风格统一、功能明确的整体与细节包装。就形象包装而言，作为“显性包装”的选手整体形象宣传片以“摆拍”为基本手段，主题鲜明；作为“隐性包装”的选手个体形象宣传片则以“纪实”为基本手段，细腻动人。展现“风云际会”的“加油！好男儿”标识，时尚、前卫的整体服装设计，大气而充满视觉冲击力的舞台设计，这些也正是擅长包装的东方卫视的强项。

　　还有一点明显与其它选秀节目不同的是，《好男儿》还刻意强化了淘汰与晋级的仪式感和戏剧性因素：击拳碰胸的动作设计、“好男儿”徽章的传递、作为舞台背景的选手巨幅画像，缓缓升起又降下的“风云对决台”，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观众的代入感和观看欲望。节目主题歌由最初萧亚轩创作的低沉隐忍的《我要的世界》变为由SMG总裁黎瑞刚亲自作词的阳刚自信的《年轻的战场》，则更加突出了“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男子汉”的“成长”主题。

　　此外，《好男儿》还自觉将流行时尚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好男儿”形象不仅出现在由长城、天安门、国旗、航天、英雄纪念碑、红领巾、警察、军人等主流意象构成的宣传片画面当中，更频频出现在捐助灾区、爱心助学等慈善场合。蒲巴甲的藏族选手身份、陈怡川的军人身份都被一再强调，而聋哑选手宋晓波的出现则极大地提升了《好男儿》的“健康指数”，里面暗含的身残志坚的进取精神为节目自然附加了励志元素。这些精心的设计极大地降低了真人秀节目常见的种种“黑幕”、“丑闻”、“炒作”的负面报道，成功避免了真人秀节目可能引发的“低俗”、“审丑”的批评。

　　当然，这种独特性与差异性当中，体现的又正是真人秀节目的共同规律。“参与者、规定情境、竞争行为、特定规则、给定目的、真实记录、艺术加工”等七大真人秀节目元素，完全齐备；作为一档选秀类型的真人秀节目，它也采用了“海选—淘汰—晋级—夺冠”的基本程式。正是这种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结合，迎合了流行文化那种熟悉的陌生与陌生的熟悉的普遍规律。

　　如果说策略创新是《好男儿》成功的内因，那么其身后的东方卫视的平台资源乃至SMG的鼎力支持则是不可或缺的外因。今天的真人秀节目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节目创意与制作的问题，而是直接与市场推广与营销紧密相关。尤其是全国性的选秀活动，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有效的推广手段、强势的播出平台、立体的营销网络，根本无法完成。以《好男儿》与《我型我秀》双线作战的东方卫视，光《好男儿》在“海选”阶段投入的直接广告费用以及置换广告费用就达到了4000多万。除了巨大的资金投入，SMG还充分利用了旗下的几乎所有媒体资源对《好男儿》展开立体整合营销。8月26日举行的《好男儿》大决战，东方卫视从早晨7点就开始全球直播，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时间长达17个小时。中国电视此前的大型直播基本上都是时政大事或突发事件，比如凤凰台直播“9.11”，或中央台直播香港回归、伊拉克战争等等，对一档娱乐节目进行如此规模的直播可以说创下了中国电视直播史上的新纪录。策略创新，资源整合，再加上强大的平台支持，综合以上种种内、外因素，《好男儿》的成功也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从节目形态来看，《好男儿》更多是对真人秀节目的一种形态扩张或细节丰富而非革命性突破，尽管现在就预言“上海娱乐新势力”已经崛起为时尚早，但是，《好男儿》所代表的上海娱乐力量在本年度的闪光仍然有其特殊的意义。

　　当2005年“超女”“辉煌落幕”的时候，许多人曾悲叹“超女之后看什么”，而《好男儿》在2006年的表现足以证明，真人秀仍然存在巨大的可以继续开拓的空间，只要打造出“创意策划——精良制作——整合营销”的完整产业链条，新的真人秀节目完全可以获得成功。

　　世界电视业发展的大趋势是娱乐节目的蓬勃兴起。2006年东方卫视的大规模改版将自己的立台之本调整为“新闻见长，娱乐补充”，自然是看到了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改版的成功，东方卫视借此不仅丰富了自身产品的多样性，积累了实战经验，打造了制作团队，建构了娱乐品牌，更突破了央视与湖南卫视的双重娱乐“封锁”，初步改变了中国电视娱乐的基本格局，在中国电视娱乐版图甚至华语娱乐版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大大提升了其在中国电视甚至华语电视中的影响力。

　　实际上，如果说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必然也是新闻的中心的话，那么上海却是一个消费娱乐的中心，它曾经是东方的好莱坞，东方的百老汇，东方的娱乐天堂，娱乐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基地。因而，《好男儿》和《我型我秀》的收视成功，改变的也许就不仅仅是一个频道的收视率，很可能也会改变东方卫视的自我意识和形象。来源：

　　作者：尹鸿詹庆生

来源：人民网